[摘要] 作为《物权法》的配套法规，原计划在2008年完成修改的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，修改近两年却尚无音讯。 日前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务院法制办相关负责人均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拆迁问题非常敏感，现在不适合接受采访，“新的拆迁法规什么时候能够出台还不好说，事情本身比较复杂。”
政府角色再定位
2007年出台的《物权法》有望规范拆迁活动。该法第42条规定：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，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、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。征收单位、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、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，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。”
因与上述条款抵触，国务院2001年公布的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曾被传言要停止执行。
为此，2007年8月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通过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》，其中规定：“为了公共利益需要，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，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，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；征收个人住宅的，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。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。”
此前，关于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的修改已经引起住建部的关注。2007年4月初，由住建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主办的城市房屋拆迁理论工作研讨会上，来自人大法工委、国务院法制办、住建部和各地拆迁管理部门的代表就《物权法》对城市房屋拆迁的影响达成了共识：
首先，需要对条例做出修改并上升为法律，“与现实管理机制相适应的能保留的应该保留，从立法上不要做太大的变动，以免影响社会稳定和城市建设”。
其次，对拆迁和征收的关系要进一步研究。
再次，要坚持实体和程序公正，保障被拆迁人或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。
最后，要坚持与完善评估制度，扩大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。
随后，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的修改被正式提上工作日程。
据一位了解条例修改进程的学者介绍，目前为止，相关部门至少提交了两次修改草案，但是均没能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，“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真正领会把公平正义放在位的精神，也不符合《物权法》的基本精神，《物权法》说要征收单位和个人住房的，要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，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，而他们起草的办法做不到这一点。”这位不愿意具名的学者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据新华社报道，2007年12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第200次常务会议上，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(草案)》是项议题。
会议认为，这个条例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，要求有关部门广泛听取意见进一步修改后，再次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，然后公开征求群众意见，再由国务院决定公布施行。温家宝总理说：“这样做，用的时间长一些，但这是对国家、对人民负责。”
据《京华时报》报道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曾经在2008年3月上旬透露，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 (草稿)已经拟定，正在广泛征求专家学者、被拆迁人等各方意见，“草案有很多重大的改进，最重要的一个是理念上的变化：要以政府为拆迁主体来进行制度设计。”
其初衷则是，拆迁属国家征收行为，由政府来主导完成，进而减少拆迁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，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。
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认为，在公共利益的前提下，政府是征收人，政府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，“地方政府滥用公共利益怎么办，我们有什么法律救济手段？这是关键问题，需要法律规定明确的强制手段。”
难产之因
2008年3月6日，城市房屋拆迁委员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上，住建部有关负责人透露，为配合《物权法》的施行，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进入修订阶段，但面临诸多尚待研讨的新课题，如公共利益如何界定、原地回建如何实现、补偿标准的制定如何切合实际等，国家有关方面正在研究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学者也认为，条例修改的真正难点在于如何界定公共利益。
杨在明认为，公共利益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的强拆空间，“就我个人的办案经验来看，现在有80%的是商业拆迁，只有20%是公益拆迁。”这就意味着，如果严格限定公共利益，“很多项目就拆不了，这也是地方政府不愿意看到的。”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室中心处长赵路兴则认为，由拆迁引发的矛盾往往集合了医保、就业、低收入、住房等等各种社会问题，“想要把住房拆迁制度修改好，让社会各界都认可，这个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。”
那么，新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修改中如何解决这些矛盾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要严格保证只有存在“公共利益”时地方政府才可以介入拆迁，“可以通过听证程序，务必保证公开、公正、合法、科学。”
而对于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拆迁应该如何补偿，刘俊海认为，必须引进市场化的补偿手段，“公共利益的增进应该由全体人埋单，而不应该让被拆迁人单独承担，被拆迁户已经被剥夺了财产所有权，就不能在财产价值上再次被剥夺，而且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为市场化补偿提供了可行性。”
界定了公共利益之后，非公益性的拆迁还要不要做？王才亮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：“非公共利益的拆迁需要协商，是一种民事行为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交易，不存在地方政府介入的问题，地方政府应从这里退出来。”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显冬则认为，“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土地财政的模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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